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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7起洋文凭欺诈案中八成受害者为高管

2018-07-10 17:05

  中广网北京6月29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《央广财经观察》报道,今年2月到5月,北京海淀检察院先后受理了七起以提供国外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、硕士等文凭实施诈骗的团伙犯罪案件,目前已经核实的受害人多达339人,其中八成受害者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。

  据介绍,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了很多人既想要文凭又不希望付出努力的心理,承诺可以不用上课和考试就能拿到洋文凭,以此收取高额费用。被骗的当事人,最少也要交上两三万元,多的则要交十几万甚至更多。目前,已经核实的涉案金额高达近800万元。

  受骗者中有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高管,这些高管很多都是企业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还有杂志社的主编及基金会主席等等。而这些高管所在的单位既有世界知名品牌的驻北京代表处,也有大的投资公司、顾问公司、证券公司以及房地产企业、大型酒店等。

  企业高管为什么对洋文凭趋之若鹜?已经坐拥高管职位,为什么还需要用文凭来包装自己?企业高管学历造假现象频频出现,为什么难以遏制呢?经济之声特约观察员、中华工商时报总编室主任张立栋对此进行了评论。

  主持人:这种企业高管纷纷追求洋文凭,反映出一种什么的心态?

  张立栋:对洋文凭的追求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外在体现,就是贪大求洋。从两方面来说,第一,是人才评价体系。这种人才评价体系更多的是重学历而不是能力。第二,很多高管追求洋学历,也反映出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有缺失,没有很好的诚信网络,或者是对他们业绩的评价体系。这种硬指标的缺乏只能用学历做填补。

  主持人:有一种说法说函授教育出发点很好,但是事实上却培养了高度的社会不诚信和投机,这个观点您是不是认同?

  张立栋:函授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教育形式。它的背景或者说存在条件应该是一种高度信任,不能有欺诈现象。现在函授教育中存在着很多信息不对称方面的漏洞。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之下,函授教育可以作为一种学习知识或者技能的经历,但如果把它纳入学历范畴的话,一定是有问题的。

  主持人:那么对于企业高管们来说,他们已经拥有了高管的职位,还有一些不错的收入,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文凭来包装自己?

  张立栋:原因来自两个方面,企业层面是个很大的原因。现在很多企业在对外宣传时,说高管层拥有很强的实力,有多少拥有博士文凭,有多少是硕士以上的。这样一种评价体系,首先就人为地做出一种以学历作为主的标准。

  另一个是社会评价方面,看这个企业家是在哪里学的什么东西。评价标准的不一样就产生了一个偏差,不看他的经营业绩、经历,而是看他的文凭。初试阶段的参照系有问题,就导致了随之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。

  主持人:有人说:“这件事实际上是骗人者被骗,看似自吃哑巴亏,实际上钱并非来自自己的腰包。”花的不是自己的钱,被骗了也不当回事儿。这是不是反映出企业管理上的一些疏漏?

  张立栋:从企业的管理角度来说,的确是有疏漏的。这种疏漏,有企业主动参与的因素。企业在对外宣传的时候,需要一些装点门面的东西,但假文凭涉嫌对外的欺诈。很多高管支付的这种假学历的费用,不是自掏腰包,他对企业就造成了欺诈。同时,对社会公众也造成欺诈。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这种倾向性非常有害。这些所谓的受害者都是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,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力,能带动社会风向。如果他们贪大求洋的话,这种需求市场就会支持起一个更大的造假市场。如果他们的需求不停止,或者不减弱,这样的市场就会持续存在下去。

  主持人:您觉得我们应该来怎么遏制这种现象?

  张立栋:首先,建立社会诚信的评价体系,使正确的评价体系逐渐深入人心。以往的评价体系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,但是通过一种渗透是可以逐渐达到的。

  第二,最好的约束并不来自外部,而是来自于自我的道德约束。所谓的礼义廉耻,只有知耻才能制止这种耻辱的行为。很多人并不支持实施这样的行为,原因就是造假者或者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太低,成本低是指社会舆论对于造假行为的宽容度太高了。另外一个方面,造假者对自己的道德底线设定得过低。一个过高,一个过低,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空间中从容的来回游移。所以社会评价体系和自我道德约束,这二者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样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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